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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伯这封信，等了一年。蔡国维那架钢琴，等了四十年。黄老师那个人，等了四十一年。”他说，“现在这封信，有十二个人知道它在等。”

    许鞍华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

    “《故土之心》明年开机。李光耀先生一九六五年哭的那三十秒，会有很多人看见。”

    黄沾把烟掐灭，烟蒂收进烟盒，烟盒揣回口袋。

    “我写的那首《谒残碑》，一直觉得没写完。”他说，“今晚回去接着写。”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

    “甘美兰和古筝那版，试了十七遍都不对。今晚试第十八遍。”

    周慧芳把最后一口糕咽下去，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赵总，债券第一期兑付是明年八月。缺口一百七十万，现在还剩多少？”

    赵鑫看着她。

    “新加坡那笔版税预购，三十万新元，折一百一十七万港币。谢导那边，《应》的欧洲版权卖了四十二万美元，他一分没留，全给了我，这笔钱折三百二十七万港币。加起来四百四十四万。”

    他顿了顿。

    “缺口没了。”

    周慧芳愣了一下，然后露了个笑脸。

    她笑得很轻，也很亮。

    李国栋坐在她旁边，也跟着笑。

    苏小曼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是明天要发的新闻稿标题。

    她写：金狮之后，《应》归国期未定，但种子已埋。

    王志强和陈志文对视一眼，没说话。

    但嘴角都弯着。

    窗外，天已经全黑了。

    凤凰木的轮廓融进夜色里，看不见那粒四点七毫米的骨朵。

    但威叔知道它在那里。

    他把它量进本子里，记在心里。

    赵鑫站起来，走到窗前。

    他背对着十二个人，看着那片黑沉沉的片场。

    远处，邵氏的片灯还亮着，嘉禾的还在，新艺城的也还在。

    这个城市永不停歇，永远在拍新的电影，新的故事，新的快乐。

    但他知道，从今夜开始，有些不一样了。

    十二块糕分完了。

    十二个人记住了。

    那粒四点七毫米的骨朵，还在长。

    他转身，面向长桌。

    “谢导昨天来信，说周师傅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全了。他们回了一趟永宁镇。镇子还在。那棵榕树还在。周师傅蹲在树下哭了二十分钟，然后说：够了。”

    他看着桌上那几样东西：周伯的信、谭咏麟的船票、张国荣的笔记本。

    “什么是够？”他问。

    没有人回答。

    他自己答。

    “够就是，有人记得。”

    长桌安静了很久。

    顾家辉忽然开口。

    “赵生，你刚才说周师傅说够了。我问你一件事。”

    赵鑫看着他。

    “您说。”

    “我想问。”

    顾家辉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慢慢擦着，“他记全了，然后呢？那些名字能做什么？那些名字背后的人，能回来吗？”

    没人说话。

    顾家辉把眼镜戴上。

    “我今天在想一件事。新加坡那边，三千张碟卖完了。我收到一封信，是南洋大学一个学生写的。他说他祖父是福建永春人，一九二〇年下南洋，一辈子没回去过。他父亲在新加坡出生长大，不会讲闽南话。他更不会。但他听了我那张碟，哭了。”

    他顿了顿。

    “他哭的不是他祖父，也不是他父亲。他哭的是他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听那张碟，他忽然知道了一点点。”

    黄沾在旁边接了一句。

    “那一点点是什么？”

    顾家辉看着他。

    “是根。是他从没见过的根。是他以为早就断了的根。忽然发现，没断。”

    许鞍华把眼镜重新戴上。

    “老顾，你这话让我想起一件事。上个月我去新加坡，见了一个人。李光耀先生的幕僚。”

    赵鑫抬头。

    “他怎么说？”

    许鞍华沉默了几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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