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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邵循正先生讲近代史，效果一般，主要是邵先生身体不好，说话声音很低，这点跟夏先生比较像。但是，邵先生的讲义发的很及时，而且还附有极为丰富的参考资料，比较方便大家自学，这点，我觉得挺好的，很合适我，因为就是自学出身的。”

    “此外，还有余逊先生，一年级上的时候，他讲中国历史文选，这门课大家不感兴趣，因为比较难，不过余先生古文修养特别好，他都是边背诵边讲解，我很喜欢，结果大部分学生都不接受，反映不太好。一年级下的时候，他讲中国史秦汉部分，起初，大家都担心会跟历史文选一样效果差，结果，一节课下来，大家都服了，因为余先生对秦汉史非常熟悉。”

    说到这里，高铭先生突然停顿一下。

    “余先生患有高血压，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就很疲惫，那年暑假他刚满50岁就突然发脑血栓，此后一直卧病不起，再也没能重登讲台，若非如此，余先生学术着作不会那么少。”

    谈及余孙先生的时候，不管是高铭先生还是俞伟朝先生都充满遗憾。

    也是对已逝先生的一种怀念。

    高铭先生回忆诸位先生，并不面面俱到。

    他只是挑自己印象深刻的先生来说。

    这即是高先生的故事，他也是他先生们的故事。

    “还有张政烺先生，大一上，中国史一上古史部分就是由他上的。张先生上课的时候，是冬天，他穿个棉大衣，经常话到嘴边说不上来就敲脑袋。再就是找不到黑板擦的时候，就用棉大衣的袖子擦。”

    “那个时候讲课搞得很死，一定要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大纲讲，尤其是古史分期要按照战国封建那一套来讲，讲稿必须上课之前在教研室讨论，极大限制张先生的学问发挥，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先生是魏晋封建说的提倡者，他的讲稿都是经过中国史教研室讨论通过的，而不是张先生的学术主张。”

    高铭先生说完，俞先生补充，“大家都知道张先生学问很大，是考古大家，但他讲课效果并不是很好。就算如此，张先生对学问的态度依旧知道我们学习，因为张先生踏实，不花哨。”

    高铭先生也说，“张先生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师长。”

    北大中青代的老师，都敬佩张政烺先生。

    因为张先生的品格，让人敬佩。

    一个上课会敲自己脑袋，用棉大衣擦拭黑板的师长，却学位如此之大，不为世俗名利，只为教书育人，最终却无奈离开北大讲台。

    他讲课背对学生，脸朝黑板，自言自语，语速很慢，口音很重，想不起来，就使劲敲脑瓜，脑瓜里装的东西太多，有时不敲不出来。

    感受到苏亦对张政烺先生的故事感兴趣，高铭先生补充一些具体的细节。

    “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两年专业课，一门是中国考古学史，另外一门是史前考古学。而中国考古学史则是张先生跟其他几位先生合开的，张先生主要讲金石学部分，讲得很多。因为讲了很多人名和书名，大家都很陌生，接受起来就更加吃力了。都纷纷要求尽快发讲义，后来讲义也发出来了，宋元明部分先发下来，宋代以前的部分很晚才发下来，清代以后的部分就没有讲义了。也因为这门课程让大家真正见识到张先生的学问有多渊博。”

    “我记得大一的时候，张先生给我们讲中国史料，当时已经把原始社会部分疆外了，他就带我们去参加北京历史博物馆，参加原始社会陈列。我记得那天特别冷，大家是坐着学校的卡车去的，而当时历博的展览室则是在端门和午门之间的东西朝房，完全没有取暖设备，冷得要死。然后张先生穿着棉大衣，一直坚持着给我们做讲解，当时，张先生也都冻坏了。”

    苏亦脑海之中，自然而然就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穿着棉大衣的老先生带着一帮学生在故宫的朝房里面，来回走动，不断地跟同学们讲述着各种展览的知识。

    不断地搓着手，不断地哈着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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