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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纪泽需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在肃顺集团和慈禧集团之间。

    　　这个抉择对曾纪泽来说，并不揪心，他在等父亲曾国藩的决定。

    　　而曾国藩的决定，要比曾纪泽揪心得多，他面对的选择，是要不要反清。

    　　曾纪泽在湘军拿下安庆之后，就跟曾国藩写了一封带暗语的密信，说1861年底，是湘军反清的最佳时机。曾纪泽知道，一个人的思想很难转变，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但曾纪泽还是要试试，他劝曾国藩先反清，占据江南，和大清王朝以长江为界，分而治之。

    　　当时确实存在着改朝换代的机会，咸丰死后，以肃顺为首的朝臣势力、以恭亲王为首的帝胤势力、以慈禧为首的帝后势力互相倾轧，不能形成对外的合力。此时，湘军如果造反，确实是有机会的。这也是曾纪泽为什么选择带兵北上勤王的原因，他要保持肃顺集团和慈禧集团的平衡。

    　　当时咸丰驾崩、幼帝即位，京城里的人心比较浮动。这种时候举旗造反，民众不会对清朝绝对忠诚。而江南大营覆灭，僧格林沁、胜保率领的八旗兵也兵败八里桥，清朝的正规部队遭受了重创，湘军起义是有可能会成功。

    　　曾纪泽不认为曾国藩反清应该在攻陷江宁后，举兵北上。他觉得湘军最好的举义时间，只能是攻陷安庆后的这段时间。当时湘军将领对曾国藩的推戴，几乎全部发生在1861年前后，而在1864年湘军攻陷江宁后，反而没人提反清的事了。

    　　为什么湘军不能等攻克江宁后再起义胜呢？当时慈禧太后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1865年，她罢免恭亲王奕议政王与军机大臣之职，恭亲王毫不敢反抗。从这件事情中，就可以看出那时的慈禧太后拥有怎样的权势。这时候的清廷，在慈禧太后的领导下，已经拧成了一股绳。老百姓对清廷的信心，也有所恢复。这个时候的清朝，不太容易被推翻。而且当时洋人也比较认可清廷。而且1865年，曾国藩对于湘军的统摄能力已经下降了许多。

    　　反而是攻克安庆后不久，胡林翼病逝，这时候曾国藩成了名义上的湘军的唯一统帅。此时的曾国藩，对于除了刘长佑、刘坤一一系湘军以外的各路湘军，都有着比较强的统摄能力。左宗棠羽翼未丰，也听曾国藩指挥。

    　　然而，从1862年淮军建立到1864年湘军攻克江宁的这段时间里，左宗棠、李鸿章都自立门户。如果曾国藩在攻克江宁后造反，左宗棠、李鸿章很可能不会跟从，甚至会帮助清廷消灭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真正能够控制的部队，只有曾国荃的吉字营以及彭玉麟的湘军水师。以这点实力争衡天下，无异于蚍蜉撼树。

    　　而且，等到1865年，曾家嫡系部队的战斗力会下降许多。吉字营攻克安庆时，只有一万多人，基本上都是精兵。但之后为了迅速攻克江宁，盲目扩招到五万，士兵的平均战斗力下滑。这时候的吉字营，已经没有了刚开始时的那种冲劲，都指望着攻克江宁抢掠一番，然后回湖南老家过好日子，战斗力早已不能和攻克安庆后的那段时间相比。靠这样的军队争夺天下，是不行的。在1865年，曾国荃对曾国藩说：“你是两江总督，加上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骆秉章，江苏总督李鸿章三个现任总督，还有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嫡系。大哥手里握着20万湘军精兵，再遣李秀成收纳10万太平军降兵，这样30万精锐之师，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大哥将成为一代帝王。”

    　　曾国藩回答道：“共患难时大家可以是朋友;同富贵时往往成了仇敌。就说那个左宗棠，他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之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肯对我俯首称臣?再说李鸿章，我若平稳安泰他就是我的学生;我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还有那个李秀成，他投降了，就是一只丧家犬，谁还听他的?再说，朝廷防我之心令人枕席难安。”

    　　这一番话，是无奈的事实，叫曾国荃无话可说。而且，当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增格林沁屯兵粤皖，这表明慈禧对湘军早有防备。

    　　反不反清，1861年底，曾国藩也不是没考虑过。安庆破城不久的一天晚上，曾国荃率湘军高级将领30余人突然求见曾国藩。见面后，所有将领齐刷刷跪倒，一言不发。须知，在当时，劝进是成则王侯、败则诛九族的举动，这无言胜有言的场景只能靠曾国藩慢慢体味其中的奥义。见大哥面无表情，按捺不住的曾国荃递上一张纸条。打开纸条，映入曾国藩眼帘的赫然是“东南半壁无主，涤公岂无意乎”两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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