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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屋内，点起蜡烛，石锁一指床头小桌说：“怎么样，包袱丢了吧？”

    胡栓吃了一惊，石锁笑道：“别急，我设了个圈套，把咱们的真包袱藏了，用一个包袱皮包了草纸，放在桌上，结果，贼人把它偷走了。”

    四周查看了一会，再无动静，二人只好躺下继续睡觉，次日出门西行，一连两三天，却也平安无事，也没有再看见那个可疑的矮子。

    行不几日，到了天津，天津是一个繁华大都会，因为离北京近，因此成为各种人物聚集之地，有些退下来的官僚，爱在天津隐居，一些政客、名流在北京混不下去，往往来天津作“寓公”，等待东山再起。

    胡栓熟门熟路，带着石锁来到和同学预定好的旅店，见已经有一个叫小李的天津本地同学在等他，那同学长得白白净净，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胡栓兴奋地问：“别人呢？都来了吗？”

    “都不来了，”小李表情遗憾地说：“有的说，家里有事，脱离不开，有的说，生病了，等好了再追赶我们去，我看，都是临阵脱逃，事先说得呱呱叫，等到上战场了，就都溜了号。”

    胡栓也觉得有些意外，尤其是有些当时非常激昂的同学，怎么会临阵都溜了号？他摇了摇头。

    石锁对这样的人最厌恶，直通通地说道：“这叫八百年的啄木鸟，就剩下个嘴了，光知道卖嘴，到了真格的，就屁滚尿流。”

    “也不能这么说，”胡栓说：“有些人意志松了，就随它去吧。我看，有谁算谁，咱们就出发吧。”

    小李犹豫了一下，说：“要不，再等他们两天吧，如果实在不来，咱们再走，做到仁至义尽吧。”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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