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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是个骁勇善战的民族，满族统治阶级为此也从军事上加以限制。主要从两方面控制，一是编审人丁，限定每"三丁披一副甲"，凡十八岁至六十岁者，都要编入八旗丁册，不准隐瞒，否则要受到严刑重罚，以此防止王公贵族扩充军事实力；二是限制军器、马匹买卖，严格手续，规定限额，违者罚畜罚俸，对马匹控制尤严，定期派大臣到各旗实地察看。

    清廷还利用宗教麻醉、削弱蒙古的民族意识和反抗力量。康熙皇帝曾直言不讳地宣称，"建一庙胜养十万兵"。藏传佛教在蒙古的倡兴，导致蒙古社会近半数的男子落发为僧。这些喇嘛既不从事生产劳动，也不结婚生育，造成蒙古人口锐减、生计日窘的危机景象。

    清朝的中央集权制，完全改变了蒙古社会的政治结构，各种封建关系也发生很大变化。蒙古封建主的势力受到极大削弱，处于受人支配的软弱地位，变成清廷统治蒙古族人民的驯服工具。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表面荣耀的政治地位。往昔那种自相雄长的显赫权势，已是一去不复返。

    清廷行之有效的治蒙政策，解除了蒙古民族对自己的威胁，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北部"屏藩"，以致在清朝前期蒙古地区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农牧民起义。但是，在深重的民族奴役和阶级压迫下，蒙古农牧民的生计日益艰难，他们采取各种消极的斗争方式，自发地反抗满蒙王公贵族阶级的封建统治。

    清代，强加给广大农牧民的赋役是十分沉重的。既有满蒙统治阶级规定的正额赋役，即"每年有常数之勒派"，又有临时性的科派，即"无常数之勒派"。繁重的驿站和兵役负担，尤使牧民苦不堪言。加之，封建喇嘛、牧主、地主及商业高利贷等新的剥削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更加重了蒙古族人民的苦难。在重重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下，即使生活在所谓"康乾盛世"，部分地区仍是"蒙民困穷，日甚一日。种族零落，庐帐萧条。台吉而上才足自存，兵丁之属衣食多缺"。一些蒙旗王公也利用广大农牧民和兵丁的穷困，以及对清廷的不满情绪，煽动他们反叛清朝。1646年苏尼特部、1675年察哈尔部都曾发生过反清活动；1690年乌珠穆沁部、1691年阿拉善旗出现过"民变"；1731年内蒙古骑兵、1732年鄂尔多斯骑兵临阵哗变。

    牧民采取避徭避差等消极方式进行斗争的事例很多。"徙避牧群"，远离驿站和王府驻地，不供驼马，不供食宿，拒绝提供乌拉差役。有的贫苦牧民为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不顾禁令，远逃外旗，另谋生路。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蒙汉各族人民就已不再用逃亡等手段反抗封建剥削制度，而是在牧区、农村和城镇展开了正面的反封建斗争。牧民们团结起来，反对僧俗封建上层强占牧场，迫使清廷下令禁止蒙古王公人等私自招垦；牧民的斗争此起彼伏，车臣汗部都嘎尔成丕勒旗、王托克托胡图林旗的反封建斗争影响都较大。有些旗的农牧民甚至拿起武器进行暴动。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农牧民大规模的反封建斗争风暴即将来临。

    二、沙俄对蒙古和远东的早期侵略

    中国的蒙古民族地区最先受到沙皇俄国的侵扰。17世纪初，俄国殖民主义的触须即已伸入中国西部的额鲁特及北部喀尔喀蒙古地区。但是，蒙古族人民并没有被沙俄的武力威胁所慑服，也没有为他们的甜言蜜语、金钱财物所蒙骗，利用各种方式同沙俄殖民主义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中国各族人民揭开了抗俄斗争的序幕。

    1606年(明朝万历三十四年)，俄国殖民者侵入巴拉宾草原，引起额鲁特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开始了武装抗俄斗争；1607年，200余名哥萨克士兵在塔拉地区骚扰，遭到额鲁特等部联军的毁灭性打击；1609年，沙俄塔拉城将军加加林派人潜入额尔齐斯河一带牧地，诱骗土尔扈特、杜尔伯特部首领"转入俄国国籍"。并数次拉拢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所属和托辉特部硕垒乌巴什洪台吉和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洪台吉归顺俄国；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俄国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胁迫额鲁特在库兹涅茨克的属民归服俄国；1616年秋天，沙皇授意托波尔斯克总督派人带上礼物，引诱额鲁特归降。同时，还四处收集蒙古各部及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1618年，俄军袭击驻牧于额尔齐斯河与托波尔河之间的额鲁特牧民，劫走1名喇嘛和70峰骆驼；1619年抢占额鲁特等部驻牧的叶尼塞河中游地区，建立叶尼塞斯克；

    1628年(明崇祯元年)又将边界线推进至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与此同时，沙俄还不断派出使团到蒙古游说。据粗略统计，仅1635年至1653年（崇祯八年至清顺治十年）沙俄就曾17次派人到新兴的准噶尔各部活动，企图诱骗巴图尔洪台吉向其称臣纳贡。巴图尔洪台吉死后，俄国继续派出使团拉拢其子僧格，遭到僧格的严词拒绝。

    在额鲁特部的抵制下，沙俄南下受阻，于是将侵略的矛头转向北部的喀尔喀蒙古和黑龙江流域。它首先武装侵犯驻牧于贝加尔湖地区的布利亚特等蒙古游牧部落。强占牧场，建立堡寨，强收贡税，逼迫各部归依俄国。布利亚特部众为此在后来的10余年中多次重创俄军。沙俄图谋报复，在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一次就杀死布利亚特男子30余人、老弱妇孺28人。经过血腥镇压，到1666年(清康熙五年)俄国最终占领了贝加尔湖以东的布利亚特游牧地。

    对于沙俄的侵略行径，喀尔喀蒙古所属的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首领也多次派人到莫斯科交涉，要求俄军撤出非法建立的色楞格斯克城，释放无辜，停止掠夺。沙俄蛮横拒绝。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八月俄军又袭击塔邦古特部，"打死蒙古人约二百名，俘虏多人，缴获全部马匹牛羊"（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17世纪俄中关系》）。十月再次偷袭驻牧于色楞格河附近的蒙古包22座，"打死蒙古人三十名，俘虏了他们的妻孥，缴获马群、牛羊和帐幕"（同上），并强迫蒙古领主归附俄国，"永世臣服沙皇"。对于这些无理要求，蒙古王公贵族十分反感，纷纷携众逃回内地。

    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在沙俄压力下中俄签订了不平等的《尼布楚条约》，"解决"了两国东段边界争端。而中段边界问题，由于沙俄顽固坚持"决不会在该蒙古地区划界"，未能达成协议，一直拖延40余年。在此期间，沙俄趁机侵占恰克图，又在库苏泊一带私设堡垒哨所，将侵略矛头指向鄂嫩河流域。俄国商人50余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在恰克图、库伦等地进行非法贸易。1727年(雍正五年)俄国政府担心再拖延谈判会损害其对华贸易，同意划定中段蒙俄边界，得到贝加尔湖一带以及叶尼塞河上游广大地区，"大量的蒙古旷地，现已并入俄罗斯帝国"。

    不平等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的订立，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俄国对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的扩张与侵略。但是，沙俄殖民主义者并未放弃侵吞中国领土的野心，18世纪初，再次将其侵略矛头伸向中国西北蒙古地区。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俄军侵入准噶尔汗国辖地哈屯河、阿勒坦河流域，构筑要塞，进行武装挑衅；1715年沙皇为了掠夺叶尔羌金矿，派出3000名远征军占领准噶尔达布逊淖尔地区，以此作为进攻叶尔羌的前哨站；1720年，又派出一支400余人的殖民军，分乘34只船，侵入斋桑湖地区，妄图侵占叶尔羌；1727年(清雍正五年)沙俄又胁迫准噶尔汗国"让与领土"，签订臣服条约；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支持阿睦尔撒纳叛乱，次年阿睦尔撒纳败逃俄境，沙俄拒绝引渡。阿睦尔撒纳的失败，使沙俄在中国西部蒙古地区的扩张活动又一次受阻。此后近百年间，两国边境出现一段暂时的和平时期，双方贸易日见频繁。然而，蒙古民族同整个国家命运休戚相关，正面临着一个新的严峻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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