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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副校长之所以卡高先生。

    则是因为朱先生认为高先生治古文字学很勤奋，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底子还是差了一点，所写的书和文章里有时会讲一些稍显外行的话，偶尔还有常识性的错误，如把见于《说文》的字说成《说文》所无之类。

    那么裘先生这番话有道理吗？

    有一定的道理。

    朱副校长有资格说这些话吗？

    也是有的，毕竟朱校长学问也不小。

    早年师从唐兰、闻一多学习研究古文字学和古音韵学，并得到罗常培和陈梦家等教授的教导。

    相比较之下，高先生就算半路出家的。

    因为高先生的学术背景，他不是专门研究古文字出身的，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底子还是差了一点，这也是事实。

    而且，高铭先生对古文字的研究，很多时候还是从考古材料出发的。一贯主张，研究古文字必须和考古材料结合起来，以得出客观结论。

    这走的就不是正统的古文字学者的套路。

    那么高铭先生的对古文字学的贡献在哪里？

    可以说，北大考古系古文字建设，说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古文字教学体系的建设，高先生是功不可没。

    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的时候，国内高校只有北大、社科院、吉大、川大、中大几个学校招收古文字研究生。

    而且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先生。

    老先生带学生都是口传心授，直接从原材料摸起。长时间里，古文字教学一直都是苦于没有教材。

    古文字教学，从无书到有书，高铭先生贡献极大。

    第一，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条件，所有原材料，著录都很分散，要自己动手一本本摸，工具书很匮乏，高铭先生是用20年的功夫，积累历年的教学实践，才写成这两本书。

    第二，北大中文系和考古系都开古文字课，但中文系的古文字课，讲授对象是研究生，没有正式教材，本科生是讲文字学概要，文字学概要是按汉语专业的要求设计的课程，讲的是一般的文字学，而不是古文字学。

    考古系，情况不一样，他的讲授对象是所有学考古的学生，不光学古文字的研究生要学，本科生也要学，教材的意义更大。

    最后一点就有趣了。

    高铭先生八十年代出版的两本教材都比裘先生的《文字学概要》要早，也比其他的古文字教材要早。

    搁玄幻，这两位就有气运之争了。

    高先生的教材有着开创之功。

    当然，缺点也是有的。

    不管有什么缺点错误，它们毕竟是最早完成的系统讲授古文字课的合格教材，当时那是头一份。

    在古文字学方面，唐兰先生有开创之功，但真正完成、形成体系的是高铭先生。

    在古陶文方面，高铭先生也做了填补空白的工作，他编写了《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徵》两本书，都是相关领域的重要专著。

    中国的古文字材料，甲骨、金文都有汇编性的图录和工具书，惟独陶文，相对冷落。长时间里，大家一直使用的是《季木藏陶》和《古陶文孴录》。

    然而，高铭先生的书对比这两本书，无论是在材料的丰富性上，还是在文字考释的水平上，都有巨大进步。

    此外，高铭先生在商周青铜器、石鼓文方面，也颇有研究。当时被大家公认为北大做青铜器最好的学者。

    就这样的学者，朱校长还觉得，高铭先生不够好。

    可见老先生的要求有多高？

    这个时候，说一些八卦。

    还是84年港中大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古文字学研讨会。

    当时，北大被邀请的学者有仨，除了朱副校长跟高先生外，还有裘先生。

    当年，按照会议的要求，去之前要把论文都写好寄过去，主办方就会把这些论文合编成论文集，然后会议举办的时候，每一个学者人手一份。

    这些都是后世学术论坛常规操作，在八十年代初，对国内学者来说并不常见。

    去了香港以后，高铭先生看到朱先生的文章提到了两枚战国印，还根据这两枚战国印考证战国的官吏。

    然而，这两枚战国印都是伪造的赝品，高铭先生就朱先生的房间提醒对方，免得有心人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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